第四百七十章 丁日昌 (第3/3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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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教的是海军官学生，而马汉的《海权论》则把海军捧成了决定一国之前途的关键力量！至于其中那篇他撰写的前言——当年林义哲自己读到此文时都感觉热血沸腾，就更不用说水师学堂里这些接受过全面的近代化教育，几乎是同时代中国青年中最有视野与责任感的官学生了。

    年轻人嘛，总是比较好忽悠的，而象丁日昌这样的有头脑有见识的洋务干才。见了也不免击节赞叹……

    “你不是说要多定几本书出来么？”丁日昌的手指轻轻的摩挲着《拓海方略》的封面，“你多写几本这样的书，让这天下更多的人知道你，赏识你，支持你，这样，这洋务便好办了！”

    “呵呵。不似郭公之《使西纪程》险遭毁版禁传便好。”林义哲的目光悄然飘向不知名的远方。

    “噢？”丁日昌有些诧异的扬了扬眉。

    林义哲给自己倒了杯滚烫的热茶，他把手指贴在氤氲着热气的杯子上——有点疼！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挨了打而不知道记得疼，更可怕的是疼了以后甚至都不去了解自己为什么要挨打，怎么会疼？！

    “在郭公赴英前，朝廷要郭公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。而他也如此做了。”林义哲的心中猛地感觉一阵绞痛——如果郭嵩焘和丁日昌不是这般实心任事，又怎会背上那万人诟骂的“鬼奴”之名！

    “那书我看过，写的极好，郭公说西人格致之学，所以牢笼天地，驱役万物，皆实事求是之效也……‘嵩焘欲令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。及兴修铁路及电学，以求实用。’”丁日昌说道，“都是实在之言。”

    林义哲点了点头，能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称之为“实学”，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完全合乎中国实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，甚至主张大办学校，广派留学生以引入西学，这些主张和自己一般无二。

    “郭公日记中还言：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。其经理商政，整齐严密，条理秩然。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，通国无一闲；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，乃至一家一邑之中，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。”丁日昌又道，“郭公能看到西洋之富强首在重商。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，以使国家富强。此与鲲宇所上奏之‘四民柱石论’如出一辙。”

    “正是如此。”林义哲道，“这些还都好说，郭公之言。最为士林所忌者，乃是何言，雨生兄想必是知道的吧？”

    “呵呵，当然记得！”丁日昌一笑，朗声说道，“‘西洋之入中国，诚为天地一大变，其气机甚远，得其道而顺用之，亦足为中国之利。’”

    “‘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，其本在朝廷政教，其末在商贾，造船、制器，相辅以益强，又末中之一节也。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，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。’”

    “‘自汉以来，中国教化日益微灭，而政教风俗，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，其视中国，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。’”

    “‘三代以前，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无道……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，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，故可危矣。’”

    丁日昌一边复诵着郭嵩焘《使西纪程》里的话，一边看着林义哲脸上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西洋有道而中华无道，西洋之政教文明已超越我祖宗旧制，我中华欲图自强，当比法西洋而变法……”丁日昌大笑道，“发此等大逆不道之言，他郭筠仙不是汉奸？那谁还是汉奸？”

    “雨生兄以为此言如何？”林义哲含笑问道。

    “郭筠仙是‘汉奸’，我又何尝不是‘鬼奴’？”丁日昌的笑声里透着深深的悲凉。

    “著书立说的事不是不能做，只是要看写给谁看。”林义哲叹息着回应道。

    自己写的这些书，比如赠给鸿章的《外国师船图表》，会让李鸿章这等倾心洋务的人如获至宝，但如果说是写给天下所有的读书人的话……

    在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，那些满脑子“天朝上国”的清流士子，仅凭着一个“吾闻用夏变夷，未闻变于夷者”的番天印，就不知掀翻了几多洋务干才！

    “真要怪的话，也只能怪咱们泱泱华夏的老祖宗，实在是给咱们留下的太多好东西了！”林义哲的嘴角浮上一丝苦笑。

    “是以鲲宇才炮制了篇《西国孝道考》出来，让那起子清流食不下咽？”丁日昌哈哈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林义哲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“若辈可恶，非得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，不足以挫其锋锐。”

    “这便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，遍观大清国，能想出如此主意者，除你林鲲宇，还真没有第二个人。”丁日昌叹道，“我也曾苦思冥想，如何破得了此‘夷夏之变’之局，总是不得要领，直到读了鲲宇之文，方才顿悟。鲲宇之才，吾不及也！”